这些年，有关取消生育限制的讨论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全面放开生育，并及时推出相应的配套制度。不过，相对于鼓励生育的未来财政压力而言，养老金支出的压力更加迫在眉睫。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38052亿元，相比2013年的18470亿元增长106%，这意味着近四年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翻了一倍多。

养老金收支缺口持续扩大，对于财政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是摆在所有人面前不争的事实。2018年，养老金上调幅度为5%左右，尽管已是14连涨，但近三年增速分别为6.5%、5%和5%，跟之前的动辄10%+相比，已经力不从心。

对我国的养老金制度而言，2014年是个值得记住的年份。就是在这一年，养老金出现收不抵支，如果没有财政补贴，当年亏空应在上千亿元。之后三年，亏空继续存在，并大幅扩大，财政补贴同步亦大幅扩大，双双突破5000亿元。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财政难以持续。尽管养老金累计结余仍然有小4万亿元，但按照现在这个亏空速度，而且是加速度，养老金岌岌可危。

毫无疑问，养老金现在要准备好过“紧日子”，未来则可能要面临“苦日子”。这些年，政府早就着手“开源节流”：之于前者，国有企业股权的10%被划转给社保基金；之于后者，则研究延迟退休、降低养老金支出的增速，以及鼓励企业发展年金、鼓励个人去购买养老商业保险。我们只能量力而行，不能逾越自己的发展阶段，不能跟发达国家“比阔”，否则养老金就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黑洞。

养老和医保，费率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6%，无论是跟发达国家比还是跟发展中国家比，都是名列前茅的，涨是不可能的，相反降的呼声愈加强烈。这是一个大大的硬约束，使得种种“开源节流”倍感捉襟，有时候甚至是迎着民意的反对声闯关。新世纪前后的养老和医保转制，历史成本主要是由企业和个人分担，如今面临养老金池子的窘境，可以肯定的是，再也不能沿着最小阻力线绕行了。

生育和养老，一个远虑，一个近忧，都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我们收敛投资型财政，向民生型财政倾斜，两者的权重如何平衡，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和意志。中国从高速粗放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加强调创新和服务，就在于我们的财力将愈发受限，很多欠账需要弥补，不能继续走透支的路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生育和养老的支出将越来越高，除了技术性的政策手段之外，从根本上来说，必须依靠增加供给、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从结构上缓解这些刚性支出。

北京商报首席评论员 韩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