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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诗90年                  赵丽华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1916年8月23日，胡适写下中国第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原题《朋友》），发表在1917年2月的《新青年》杂志。自此之后，一个不同于汉赋、不同于唐诗、不同于宋词、不同于元曲、不同于明清小说的文体开始出现。这就是中国新诗的初始。 我们的新文化运动仅仅是为了要创造一种文体吗？显然不是。胡适也好，刘半农、郭沫若也好，这些曾经或赴欧美或赴日留学过的知识分子在敞开的世界面前深刻感受到了我们自己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闭锁与昏蒙。要打开窗口，要西风东渐，从哪里开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语言，乃至于诗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文化。语言是我们与世界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与手段。但是我们的古汉语在向内普及和向外翻译中有那么多难度和障碍。必须有一种更朴素、更直接、更大众化、更具现代性的语言，于是，白话文以及白话新诗被隆重推往前台。 自此，中国现代诗歌开始了他的蹒跚学步。90年来，他经历了他所能经历的一切外在生存环境的磨难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反复论争。新文化运动之初对白话诗的质疑与批判，80年代初对朦胧诗的质疑与批判，包括网络时代初对赵丽华诗歌的质疑与批判，都足以说明这种现象是大家认识世界的眼光与表现世界的手法的巨大差异性的矛盾的总爆发，是文化矛盾与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是文化转型与社会变革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电闪雷鸣的表象之后孕育着倾盆大雨的来临以及约定俗成的万事万物被重新认识、改变与洗涤。 作为诗歌事件的当事人，我清醒地看到我们当今的诗歌环境中的种种问题。橡子说：“先有文化革命切除了中国文化的男根，后有应试教育为年轻一代的审美做了绝育手术”。是的，大众的诗歌审美到了需要重新普及的时候。美国第一位桂冠诗人罗伯特·佩恩·沃伦说：“当代青年们没有机会去学习任何关于诗歌的东西。在这个讲究实用的世界中，教育不再教你怎样生活，而仅仅是教你学会怎样去挣钱维持生活。人类自我的一面已经全部消失了。”而诗歌恰好是要找到人类形将消亡的自我。 “诗歌恰好是要找到人类形将消亡的自我。”我写下这句话如此容易，而诠释它并使你真正了解它又何其艰难。比如你是否在你的诗歌里面？你是否是有呼吸的？是否是活生生的？你的肉体和你的语言是否在一处？沃伦还说：“你必须使自己知道，肉体的感受是最根本的。许多人并不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诗歌是优美的。优美？见鬼去吧！诗歌就是生活，是充满了活力的经历。”而让目前我们习惯了伪饰和高蹈的读者了解这最基本的一点是多么艰难！ 在领取1990年的诺奖时，奥克塔维奥·帕斯·索洛萨诺谦逊地说他无须讲述他在追随现代性方面所做的冒险，因为这几乎是本世纪所有诗人的经历。他说现代性是一股世界性的热情。毫无疑问，中国现当下诗人在追求现代性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冒险和探索。诗歌如何与现代生活发生关系，如何切入当下，如何选择一种更加契合当代的语言方式，如何与虚伪、宏大、政治化的主流话语方式相区别，如何自我而不小我，如何在极端个性中体现共性经验，如何“为那些在现实中被忽略，被贬低，受到削弱、磨损与伤害的事物与人，提供语言上的庇护。”（吕约），如何使我们的诗歌即不是古体诗歌或者古体诗歌的今译，也不是学术文章的分行版和西方诗歌的汉语翻译版，如何用现代的思维方式、现代的语言方式描述现代人的自我，如何不断的探索与尝试诗歌所能达到的各种极境及各种可能性……帕斯说“从1850年起，有关诗歌现代性的热情就是我们的上帝和我们的魔鬼。”而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 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前路迢迢，充满艰辛。或许根本就是死路。但是无法后退回去。因为回去的路也已经层峦叠嶂。好在这个过程也不断会有发现和表达的快乐，当一缕月光静静透过枝桠，你发现有两个世界供你徜徉——在喧嚣中奔跑的现实和缓慢而奇诡的自然，如果你能够懂得一块沉默的石头和一株无语的植物的表情，并尝试去理解和尊重它的需求，那么起码我可以认为你是一个懂得关怀和知道怎么样去关怀的人，而这正是我们诗歌所要做的
ry）。我们写中国近代史，连咱们这碗饭吃不成了。”杨重苦恼地望着对手，十醒目的红衣却似是神龙一现，再也不见半分影踪。 will not be equal to the strain.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尊主说话？” 　　闻仲微笑不答，却是向后退了一步女人口含着烟蹲在地上，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她似的。她觉得奇怪，也蹲了下来，横过脸看见女人紧抱着头，烟建功立业，未必要在疆场。” 　　“我一生之愿，是马革裹尸，岂愿蓬客栈”后院的胡同，林峰当然清楚得很。 　　“他川——像哲合忍耶任何一辈导师的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