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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冷战遗老眼中的美国与特朗普:也许极权主义的阴霾从未远去

http://www.tzgcjie.com 来源:经济周刊            发布时间:2017-05-02 11:42:52

 

一个冷战遗老眼中的美国与特朗普:也许极权主义的阴霾从未远去

 

作者=程映虹

保罗·洪伦德(Paul Hollander 1932--)是美国犹太裔著名社会学家,在我看来也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出生于匈牙利,1956年苏联出兵镇压匈牙利反对苏联霸权、要求民族独立的运动后,他像千千万万同胞一样逃了出来。他通过奥地利先去英国,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书,1959年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学术生涯主要是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的社会学系度过的。

在我求学期间,读到了他1981年出版的《政治朝圣者—西方知识分子的苏联、中国和古巴之旅》,去信询问他是否愿意指导我论文。他同意了,于是成为我博士论文的老师之一。1997年我曾经在《读书》上发表过介绍这本书的文章,题目是“政治朝圣的背后”。此书后来再版时改名为《政治朝圣者—西方知识分子对美好社会的追寻》,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书名的修改更恰当地反映了很多并没有到过那些国家但心向往之,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有所表现的人物。

冷战和后冷战时期,洪伦德都是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之一。当他在英国求学时受以塞亚·伯林的影响很深,由此树立了对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之作用的终身兴趣,并认为作为世界观的唯物主义的实际作用就是限制人的自由权利,这样就清算了曾经一度接受的斯大林主义的教育。

洪伦德来到美国,尤其是开始学术生涯后,据我所知,和他关系最密切的倒不一定在社会学界。他和长他一辈的哲学家悉尼·胡克是忘年交。胡克早年非常左倾,在美国学界推介马克思主义哲学,被称为红色教授,二十年代末去过苏联,甚至成为美共的发展对象。但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后他彻底转变立场,尤其在60年代和新左派知识分子发生激烈冲突。胡克曾经为洪伦德的一本文集写过序。此外洪伦德和俄苏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走得很近。派普斯曾经是里根政府的苏联事务顾问,也是知识界的右翼代表人物。洪伦德和他们都是左派眼中多含贬义的“冷战斗士”(Cold Warrior)。

《政治朝圣者》挑战西方知识界

从洪伦德的主要著作中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兴趣和他的意识形态倾向有密切关联。他在美国求学时期和学术生涯的初期正逢新左派运动和其他激进社会运动席卷美国校园,对此他不但退避三舍而且非常反感,由此决定了他和美国学术界相当一个多数的格格不入。对六十年代的探究后来成为他毕生的学术主题—美国知识文化界为何有如此之多的人堂而皇之地反对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想要移民的国家。这个主题在学术界固然让他赢得了一部分人的青眼,但也使得他遭遇了更多的白眼。

他1981年的成名作《政治朝圣者》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众多著名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社会活动家甚至宗教界人士对非西方世界的那些所谓“美好社会”的盲目肯定甚至狂热赞美的剖析,强烈质疑了自启蒙运动以来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所自命的、很大程度上也被社会认可的一些品质。它们包括引导文明、坚持理性、拒斥迷信、服从真理、追求真相、立场公正、信奉平等、远离权力、淡薄名利等等。

《政治朝圣者》其实也完全是一本优秀的历史著作,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大量的具体材料上,这一点使得它和雷蒙·阿隆出版于五十年代理论性更突出的《知识分子的鸦片》相得益彰。也正是因为书中很多涉及个人的历史细节,洪伦德“得罪”了很多美国学界和文化界经历过那段历史并程度不同地“朝圣”过的精英。他们有的完全不能接受洪伦德的分析和观点,但对那些事实只能默然;有的接受书中的分析和观点,但对作者的敏锐和尖刻感到很不舒服。被他在书中点名的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尤其是文革时期)活跃于美国学界的著名中国研究者就有很多,包括已经过世的现代中国研究的教父级人物费正清和仍然健在的林培瑞,尽管很多人现在的观点早已今非昔比了,甚至可能比他更“右”。

我感觉他似乎一直在思考这本书引起的反响,扪心自问自己对那些“知名人士”是否太过分。记得第一次去看他时,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作为学生我当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你觉得我over-generalized了吗?”(这里的意思可能接近于中国人说的一杆子打翻一船人)”。但经过时间的考验,我相信这本书现在已经超越了冷战语境的局限,应该说是二十世纪有关西方知识分子与政治之关系的经典著作之一了。

一贯反“激进”的学术立场

洪伦德是高产学者,其主要著作或是试图对当代横跨东西方的重要现象做出综合性解释,或是对美国的文化知识界的左翼做深度解剖。《政治朝圣者》就是既批判了那些或是盲从,或是一厢情愿,或是别有居心的西方知识分子,又以他们为镜照出那些“美好社会”局内人难以自察的重要方面。此前,他作为编者出版了《苏联与美国社会的对比》,1983年又出版了专著《社会主义的多重面目》,探讨的都是冷战高峰时美国人关心的大洋彼岸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

1988年他出版了《对抗性文化的存活—美国社会中的社会批判与政治逃避》,指出美国社会强烈的自我批判的实际影响远超出通常的理解,已经形成了一个与美国社会相对抗的文化。这个文化发端于六十年代的各种反体制反主流的社会运动,但并没有随着那个年代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淡化,反而在文化界、校园、媒体、教会和各种基金会里深深扎根,原因之一是六十年代各种社会运动的参与者转入这些领域,现在都是那里的“当权派”。他们发明种种“后学”,推崇文化多元主义,强化各类“政治正确”,把冷战时期对“美好社会”的幻想和对美国制度的拒绝改头换面保存下来。

1992年他又出版了《反美主义—来自美国内外的批判》,对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做了考察。他的观点是:无论在美国还是他国,反美主义的所有主要观点都来源于美国,是美国知识分子提供的;在很多国家,无论极左极右都把美国作为敌人;真正反美的并不是下层阶级,而是中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美国国内的反美主义已经超出了任何正常社会中对制度和国家的异议(例如说美国是法西斯国家,美国是世界的罪人,美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在道德上都要低劣等等),变成了一种自我憎恨。对于当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在相近意义上的解剖,他还有《不满—后现代与后共产主义》(2002年)、《承诺的终结》(2006年)和《唯一的超级大国》(2009年)。

对于冷战的结局,洪伦德在1992年出版的《没落与不满—共产主义与今日西方》中分析了导致苏联东欧体制瓦解的意识形态、文化和心理因素,但同时他提出西方社会也已经产生了与当年苏联东欧内部类似的怀疑、失意、不满甚至对抗性的现象和潮流,呼应了他在其他著作中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当时正是冷战刚结束、历史终结论开始风行的时候,洪伦德认为苏东固然解体了,西方却也不见得如何美妙。他的这个感觉来自他多年追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会思潮的演变,今天看来是很有预见性的。

在他1999年出版的《政治意志与个人信念—苏联共产主义的衰落和终结》里,导致苏联东欧体制瓦解的意识形态、文化和心理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考察和强调。在大量采访当事人(从普通人到位居领导人的雅可夫列夫)和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洪伦德认为政治精英对本身的制度丧失了道义和政治信念这一条在苏联解体的原因中被大大低估了。对于苏联瓦解的历史解释中经济决定论的拒绝,是和他对思想和观念之作用的一贯看法相符合的。

早就拒绝特朗普

总结洪伦德的学术生涯,可以看到他不但是美国学术界和文化界自六十年开始产生、到八、九十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各类左翼自由派的一贯的自觉的敌人,而且以扎实的历史材料为基础对他们背后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做了社会学分析,指出了左派扩张对美国制度、社会和生活方式的破坏性后果,甚至把它和瓦解了苏联阵营的那种对制度丧失自信的内在危机相提并论。他的考察对象从最初的政治朝圣到后来的各类反战(越战、科索沃和伊拉克战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从性别政治到绿党)。因此,说他和所谓“白左”势不两立恐怕不算夸张。

正因为此,看到他2016年四月在保守派的《美国利益》上的文章,其中不但痛批特朗普,而且对支持他的那个社会运动基本否定,甚至从特朗普现象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我很有点意外。因为如果不提经济政策,就意识形态而言,特朗普的对立面都和洪伦德半个世纪来一直忧心忡忡并与之不懈斗争的那个潮流和阵营有关。

洪伦德为什么拒绝这股千呼万唤始出来的逆向的政治潮流呢?

在这篇题为“唐纳德·特朗普,人性,和对尊重的痴狂”(“Donald Trump, Human Nature, and the Craving for Respect”)的文章中,洪伦德一开始就这么说:

“作为一个来自匈牙利的政治难民,我1959年来到美国时对美国政治制度抱有高度的希望和强烈的好感。我也对美国人民和美国民族特色中的理想主义和慷慨仁慈深信不疑。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撰写和编辑了很多本与反美主义有关的书—反美主义是一个世界范围内为真实和想象的怨恨寻找替罪羊的形式。

“唐纳德·特朗普(在这次选举中的)的声望却让我重新思考我的观点。对于千千万万美国人竟然敬佩一个不但毫无资格担任任何公职(更不用说总统)而且个性令人厌恶的人,我深感沮丧。数以千百万计的他的支持者不但乐意而且能够无视他被丑陋地极度膨胀的自我,无休无止的夸夸其谈,毫无羞耻的不宽容,以及一再表露的无知,所有这些让我深感困惑。他所激发起的狂热让我深思:过去一直被我嗤之以鼻的对美国文化和政治生活,以及或许包括整个美国国民性在内的那种批判是否确实包含了我没有能够或者不愿意看到的某种真相。”

但是我认为,在对特朗普现象从道义和伦理立场出发的这种拒绝之外,洪伦德还是为特朗普现象找到了和自己过去的研究并没有根本矛盾的解释,这就是特朗普获得的声望和大众支持固然和如何判断美国社会和美国选民有关,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的还是一个普世人性的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导致了二十世纪他所孜孜不倦地研究的那些主要还是在发生在美国以外的极端主义的社会运动,而这些运动的一些重要因素在美国其实也不乏土壤。

基于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经验和观察,我觉得一方面,在制度和文化上,美国有深厚牢固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的传统;但另一方面,恰恰由于缺乏类似的历史经验和切身经历,美国很多普通人对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专制主义政治其实不一定有很强的免疫力,尤其是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和舆论分裂时,他们同样会充分表现出人性的弱点。在这个意义上,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是例外的。

特朗普现象说明美国并不例外

去年年底,八十五岁的洪伦德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新书《从墨索里尼到查维斯—知识分子与一个世纪的英雄崇拜》(From Benito Mussolini to Hugo Chavez —Intellectuals and a Century of Hero Worship)。这本书可以视为《政治朝圣者》的续篇。《政治朝圣者》主要分析的是那类体制对西方知识分子的魅力,而这本书的对象主要是那类领袖的魅力。《政治朝圣者》只针对斯大林主义体制,而这本书包括了极右翼(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和混合了极右和极左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如查维斯、米洛舍维奇、萨达姆、阿萨德等等)的威权型政体。书的最后出版过程正好赶上2016年特朗普成为美国大选的风云人物,洪伦德虽然来不及在书中专门分析特朗普现象,但还是在书的前言中对此做了一定的分析。他认为特朗普现象和他在这本书里分析的案例有一致之处,只不过这一次这一类的案例在美国出现了。

把洪伦德发表于《美国利益》上的那篇文章和《从墨索里尼到查维斯》的序言中对特朗普现象的分析放在一起,可以明了洪伦德拒绝特朗普的理由。他认为虽然特朗普现象和他分析的其他案例在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有重大区别,例如(以下都是洪伦德在2016年上半年写的)特朗普手中无权,没有成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没有宣传机构,尤其是在美国和西方知识界基本无人追捧,根本谈不上有崇拜者,等等。那么,在什么意义上特朗普以及他的支持者可以和洪伦德研究的那些领袖人物以及社会运动相比较呢?

洪伦德认为特朗普现象揭示了威权型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依赖巨大的非理性的自信无视担任高级公职所必须具备的资历、资格和品质。正是这种毫无根据的自信使得那些昔日的威权政治领袖和今天的特朗普做出毫无顾忌的宏大的承诺,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简单而全面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威权政治充分利用了深植于人性的盲目自信和一厢情愿的弱点。特朗普的支持者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投射自己心理、让他们不会怀疑的超级英雄。这个领袖越是口无遮拦、大话连篇、用词粗俗甚至语带威胁,追随者们就越是认为他有力量,就越是忽视担任高级公职的前提条件。洪伦德认为这和那些威权体制的领袖人物和他们的追随者之间的联系是类似的。

洪伦德说,特朗普追随者被他自称“说实话”的人品所打动,认为体制内的政客都玩弄政治术语回避现实。但实际上特朗普说的谎言绝不比任何政客少(洪伦德这里引用的还是到2015年为止特朗普说的谎言),但他的追随者却既不能也不愿核对那些纷至沓来的谎言,对此视而不见,因为这个大英雄本身就是他们需要的最大的真实。这种以自称“实话实说”,动不动就是“告诉你一个大真相”,以此来攻击体制内政客并赢得对体制不满的大众支持的手段,威权性领袖早就实践过了。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以“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满足了他的追随者对受尊敬和有安全感的渴望,这不但在二十世纪宏观的历史中屡见不鲜,而且甚至是街头未成年团伙常见的心理现象。特朗普的追随者,尤其他本人明显具有难以满足的对荣耀、认可、敬仰和安全感的追求,这反映在他整个人生中各种各样的行为,从性权力、玩高尔夫到做交易和发财。特朗普对自己亿万富翁的生活方式的公开炫耀不但没有引起他的追随者的反感,反而更让他们觉得这个人是个英雄,而且能把国家治理好。

洪伦德说,特朗普现象再一次证明了社会学中“虚假意识” 的存在(即人可以生活并沉湎于在虚假现实中,即使面对再多与虚假现实相反的事实也难以让他们回到真实的现实中)。他说:“我希望这些(围绕着特朗普的)幻觉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使我能够找回并保有对美国和它的人民的美好的(虽然不是毫无批评的)感觉。”

从特朗普现象重审美国

在学术生涯的晚年,透过特朗普现象,洪伦德对他捍卫了一生的美国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看法,这多少让人有些吃惊。我读到他发表于《美国利益》的文章时,正好是大选前。选举日当天上午,我打了个电话给他,问他有没有改变自己半年前对特朗普现象的看法,他的回答是非常否定的。写这篇文章前,我又打电话给他,他正在南加州避寒,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

洪伦德说他对特朗普现象的看法仍然没变。“他的胜选使我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态度变得更为批判性,某种意义上对于左派对美国社会的批判更具同情。我视他为美国文化、资本主义和人性中所有那些错误的东西的象征。美国社会的主要危险并非左派或者右派极端主义的掌权,而是社会本身正在不断加深的极化。(特朗普)确实正在危害和破坏美国民主,他和他的主要顾问(尤其是班农)都有明显的威权主义和不宽容的倾向。”洪伦德说这就是特朗普和普京之间的共同点,他们的结盟会对美国和世界的政治秩序带来重大损害。对于特朗普政权的前景,洪伦德表示绝不乐观。

就在三月份,洪伦德还在英国一份保守派刊物Salisbury Review 上发表了一篇短文(”Americanophobia”),除了再次强调了上述看法,还分析了特朗普的当选对国际社会反美主义这个他一直关心的问题的影响。他认为特朗普当选大大加深了美国的负面形象,用中国话说是坐实了过去反美主义对美国文化和社会的批评,如金钱崇拜,物质主义,炫耀财富,推崇成功,极端的个人主义,无情的竞争,将人物化,等等。此外,特朗普对女性、种族、环境等问题的态度也一向被是反美主义者认定是美国社会的本质属性。

尽管洪伦德还没有机会对特朗普现象作更全面深入的思考,但从我对他的了解和二十世纪历史经验出发,我从以下两个基本点出发理解他的批判。

第一,二十世纪所有极端主义运动和政权的领袖都来自体制外,他们基本没有任何管理国家的经验,但同时不但极度自负,而且都把自己上台以前的国家政治全部否定,夸大社会危机,以国家民族的拯救者出现,一切从“我”开始。他们的执政方式可以无视常规、传统和惯例,深深地打上他们个性的烙印,甚至完全被他们的个性所左右。今天的美国固然还远非这个局面,但就美国历史本身而言已经朝这个方向迈了一大步。

其次,二十世纪所有极端主义运动和政权都和民众的盲从、迷信和狂热有关,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运动群众”的基础上,领袖常常越过国家机器直接和民众沟通,不同程度的个人崇拜是这些体制的特色。在特朗普的案例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是—正如洪伦德指出的—他的追随者或是对他个人生活方式和道德品质的问题视而不见,或是反而因为这些问题而对他更崇拜,这在二十世纪极端主义政治运动领袖中是罕见的—至少在那些运动的初期,那些领袖们是被宣传成道德完人甚至伟人的。

通过把最高权力授予一个生活经历和道德品质明显不适合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受到了拒绝、无视或者曲解。为特朗普辩护的一个很通常的看法是:你不要用道德观点来看待特朗普,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你要看他的实际政策。这种自以为看透世事的观点不但似是而非,而且是反文明的,实际上为日后突破政治行为的底线做了铺垫。

二十世纪的历史的最大悲剧,一定意义上就是当政治行为不断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时候,人们却听到了以国家、阶级、民族、种族和社会稳定等等的名义为这些政治行为所作的种种道德犬儒主义的辩护,这正是洪伦德笔下当年形形色色政治朝圣的实质。例如斯大林的大清洗和集体化明明手段不道德,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却不乏辩护者或者视而不见者。所以在我看来,洪伦德从昔日的反左斗士到今天对特朗普的拒绝,其实还是有内在的一致和连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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